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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与王安忆叙事风格的延续和转变

来源: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研创中心 | 刘勇、韩静  2020-06-0709:20

摘要

王安忆的长篇新作《考工记》讲述了一个人和一座宅子的故事,聚焦“物”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羁绊,勾勒出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这是王安忆一以贯之的叙事角度与风格。因此这部作品首先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体现出王安忆的作品总是在当下的叙述中融入历史的浑厚,总是坚持着平静从容的日常书写。但是在进一步延续王安忆日常叙事风格的同时,这部作品也不动声色地呈现出一种叙事风格由日常叙写向诗意表达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尤其表现在古典情怀的诗意转向、日常故事中诗意的扑面而来、语言本身的诗意生成。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显然是王安忆创作的一种新的格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是在她未来的创作路程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

 

王安忆是一位创作力旺盛的作家。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向前进》开始,至今已创作出版《雨,沙沙沙》《叔叔的故事》《长恨歌》《匿名》《考工记》等500多万字的作品。王安忆也是一位备受研究者关注的作家。总的来看,学界对于王安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围绕王安忆某一代表作品进行思想意蕴、艺术特色、叙述技巧、结构特征的解读;第二,以专题性研究的方式,考察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特点,例如:女性主义视角、上海文化视角、城市书写视角等;第三,研究王安忆的创作历程及其创作风格的发展演变,从小说语言、叙事风格、美学特征等方面来分析她不同时期的创作;第四,将王安忆的创作与其他女性作家,如张爱玲、迟子建、严歌苓、铁凝、池莉等进行比较研究,以彰显王安忆创作的独特性;最后,是从王安忆自己谈创作理论与体验的角度来反观其创作的得失,探讨其创作实践与创作观念的互融共生。总之,对王安忆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对王安忆作品的研究角度也很多了,而我们依然从叙事风格这个角度来关注王安忆的作品,是因为我们在这么多的研究中发现,叙事风格是王安忆最重要的东西,是牵动王安忆创作全局的东西,甚至是关乎王安忆创作发展态势的东西。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每个作家都践行着文学就是人学的信念,但对王安忆来讲,叙事风格则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她的作品与人格的高度统一。

叙事风格的不断延续

1980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开设中国现当代文学精讲课程的时候,就把王安忆的《小鲍庄》作为重点作品列入教材,并在课堂上着重分析过。此后,王安忆及其创作也一直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考工记》是王安忆的新作,理所当然应该有些新的形式或肌理,我们也是带着一种新鲜感和好奇心来阅读的。但是当我们深入阅读并把她之前的作品拿出来做对比分析之后,产生的却是一种非常熟悉的感受。可以说,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王安忆以往叙事风格的一种延续,也是她一贯风格的再次确立。

一方面,历史与当下再次在作品中浑然一体。王安忆擅长在创作中寻找历史和当下的联系,总是能够在当下的叙述中融入历史的浑厚。《长恨歌》本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聚焦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讲述了一个回旋婉转的动人故事。到了王安忆的笔下,《长恨歌》的爱情主题依然被保留,但故事中的主人公变成了“沪上名媛”王琦瑶。中学生王琦瑶本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弄堂女,但她又是不普通的,因为她美丽无比,几乎达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境界。自从被选上“上海小姐”后,她的命运就发生了转变,她先是做了某大员的情人,上海解放后,大员遇难,王琦瑶又成了普通弄堂女孩,但是表面的平静掩饰不了她内心的波澜起伏,她依然与几个男人纠缠在一起,关系复杂。后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与一位年纪与自己女儿相仿的男人发生畸形恋,最终因为金钱被人杀害。其实,《长恨歌》故事的原型是王安忆无意中看到的一则新闻,新闻讲述的是“美丽”牌香烟封面上的女郎被男青年骚扰,男青年做贼心虚杀害了封面女郎的事件。有感于一则新闻,化用白居易《长恨歌》的爱情主题,以一个女人长达40年的感情经历映射时代发展的风云诡谲,王安忆巧妙地通过《长恨歌》与历史发生了对话,又与当下产生了联结。通过一个新闻、一个传说或是一次偶遇,来叙写自己的故事,是王安忆写作的一贯手法,这是王安忆特有的一种敏感、一种敏锐、一种勾连、一种联想。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考工记》也是如此,通过古典资源与当下见闻的融合,描绘出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考工记》原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载了各种工艺的规范及体系。王安忆写《考工记》,却是带着历史的长焦,围绕陈书玉和他的几位挚友,写他们数十年间的聚散浮沉,他们是千万上海工商业者的缩影,是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沧桑注脚。此外,《考工记》也重点关注着一座宅子的命运,考察“物”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羁绊,展现“人”和“物”的命运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王安忆表示,她写《考工记》的重要灵感来源于生活中的真实见闻。“《考工记》一书的主人公,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多年前她在上海南市区的一座老宅里遇见一个守宅的老头,反复向她讲述自己是如何向上级部门反映要求修葺这座房子的。初遇他时,老宅尚有一个花厅,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他所能居住的区域变得越来越小。待王安忆到当地文物局挂职时,也曾试着帮其争取置换和修葺,却最终因为宅子主人家族成员等问题未能成功。”因此,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考工记》讲述的既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又像一个历史的传说,故事中的人物仿佛从历史中走来,身上带着时代的烙印;又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位邻居,是如此的真实可感。小说主人公陈书玉的故事并没有在书的末章终结,命运的齿轮依然在运转,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今时今日陈书玉垂垂老矣的面貌和他固守在自己宅子当中的情景。而且,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的大地上,有多少个陈书玉和他的宅子的故事!历史就是这样走向现实的,现实也是这样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的。

另一方面,平静从容的日常叙事再次贯穿始终。王安忆一直坚持着以“小”见“大”的日常叙事,以一个人物的命运映射一个时代的发展轨迹。从《长恨歌》到《考工记》,从沪上名媛王琦瑶到世家子弟陈书玉,他们都是被历史席卷着向前奔去的凡人,他们虽然不是时代舞台中心的人物,但都以自己的视角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并将一切宏大的命题都融进了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日常离不开人们身处其中的生活空间。《长恨歌》一开篇,王安忆便用将近2万字的篇幅写了主人公王琦瑶的生活空间——弄堂,并由此延伸开去,讲述了上海三种不同住房空间的各自特征。到了《考工记》,王安忆选择将镜头对准老宅,对它的里里外外、历史渊源进行了精细的考量。宅子的第一次亮相,便有着肃穆的静美:“映着幽微的光,面前呈现一片白,这一片白仿佛无限地扩大和升高,仰极颈项,方够着顶上一线夜天,恍然悟到,原来是宅院的一壁防火墙,竟然还在——从前不曾留意,此时看见,忽发觉它的肃穆的静美……还有一种崩裂的锐叫,来自木头的缩胀,由气候的干湿度引起……这是静夜的声音,老房子的低语。”矗立在月光下的老宅,渗漏过战时的岁月,却不移不变、完好如故,张开双臂迎候归人,宽厚而坚挺。宅子的第二次亮相,是因陈书玉祖父办寿辰之故,在日光里正面出场,这也是大虞第一次看到这宅子:“偌大的敞厅,无柱无梁,仅凭四角的斗拱承托起一座楼……砖雕一层一层套进去,按西洋技法称,应作‘深浮雕’,活脱脱一台戏……天井里青砖铺设,望得见月洞门外一片地坪,用的是花砖,赭红和松绿……顶上一列脊兽,形态各异,琉璃的材质;檐口的瓦当,瓦当上的钉帽,前端的滴水,全是釉陶。”无梁无柱的敞厅,一层层套进去的砖雕,褚红松绿的地砖,还有釉陶的瓦当,无不给人惊艳之感。总之,对老宅的精细描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时时刻刻营造着一种厚重历史与轻盈生活交错的美感。王安忆就有这样的功夫,不只是一条棉毛裤能够写上2000字,所有的生活细节都能深深地吸引她,让她静静地观察、品味,把它们有滋有味地写下来。与其说这是王安忆的一种独到的写作功夫,不如说这是王安忆独特的人格魅力。凡见过王安忆或与她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受到她的那份专注、从容,亲切有致,不卑不亢,在忙乱的场合尤其有条不紊,甚至从不弄乱应该先给谁后给谁签名的顺序。

日常是人们的吃穿用度,休闲自娱。在《长恨歌》里,王琦瑶流连于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之间,通过王琦瑶的生活轨迹,我们窥见了平常百姓的一餐一饭和名流显贵的下午茶、舞会。而到了《考工记》里,王安忆也通过看电影、会友人等再日常不过的片段勾勒出了主人公陈书玉一生的生活图景,并且更加细致入微,更加贴近生活本身。比如,王安忆是如此不惜笔墨地描写了陈书玉在饥饿年代为自己炖一锅“葡国鸡”的情景“:下班回来,在火油炉上自制‘葡国鸡’,鸡是从黑市买来。入夜时分,村妇模样的女人,挎着竹篮,蓝口盖着布,踅摸在后弄里,看见灯亮,轻扣几下窗玻璃,里面人推门出来,一对眼,心知肚明,遇到盘问,只说是走亲戚。杀鸡放血,除毛洗净,肢解成小块,钢精锅里放少许油,翻炒一遍,喷黄酒、撒葱蒜、兑清水,加盖闷炖……锅盖和锅沿磕响了,吐着水蒸气,差不多到火候了,于是,浇酱油,辣酱油、芹菜叶子剁碎,代替罗勒,多少是得小龙坎野芹菜的启发,最后加糖,再一轮翻炒,收干汤汁。木结构的建筑最盛不住气味,顿时,满楼生香,流淌到天井,漫出墙头。”在困难时期偷偷买来食材炖一锅自己喜欢的鸡肉,这是陈书玉的“小开情结”,更是一种认真的、精致的生活态度。

大家都普遍注意到王安忆作品的日常叙事,她本人也非常看重这一点。其实这既是一种发现,也是一种回归。王安忆的描写日常,关键不是她写的多么日常,而是她怎么写得日常,这的确关系到她的整个风格。我们喜欢王安忆的那种舒展通脱、徐徐道来的写作风格,那种零零碎碎,那种唠唠叨叨,那种有一搭没一搭,那种不紧不慢,温火炖牛肉,或者炖排骨,或者煨中药等都可以的方式。我们去过许多老先生家,他们家里往往常年都有一个罐子在不停地炖着什么东西,香飘四溢,这很有讲究。整个《考工记》包括王安忆的其他许多作品就是这样写的,你也这样读,这样品味就好。如果硬要把故事概括出来,把主题提炼出来,把人物命运揭示出来,反倒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甚至感觉《考工记》看似并没有什么全新的东西,然而进一步用研究的眼光去深入考察这部作品,用慢火炖肉的耐心去品味这部作品,我们也能感受到它其实是有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是明显的、突出的,是不能忽视的。

日常书写的诗意转变

我们看惯了王安忆的日常叙事,听惯了她娓娓道来关于普通人的普通故事,但是从《考工记》当中,我们感受到她的日常叙事有了一种诗意的升腾,她的审美意识有了进一步强化,甚至有一种来自她的语言本身的诗意生成。王安忆在《考工记》里的诗意转变明显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古典情怀的诗意转向。王安忆擅长将历史与当下融为一体,将古典情怀融入日常叙事之中,这是《长恨歌》和《考工记》相通的地方。但不同的是,在《考工记》中,这种古典情怀有了更加诗意的转向,变得更为现实、更为明确。如果说在《长恨歌》那里,这种古典情怀还是王琦瑶和众多男性周旋的一种暧昧情愫,是一种气氛的营造,那么到了《考工记》中,这种情怀褪去了浮华、虚幻,已经坐实为现实时空,鸽子、弄堂、流言、闺阁都坐实为一座老宅。从意象到物象,从缥缈的情绪到具体的现实,王安忆的这份古典情怀看似变得更为务实,更“不诗意”了,但回归生活、回归真实,在书写平凡人和平凡日子的过程中依然不放弃深沉思索,依然坚持与历史对话,这才是最大的诗意!

二是日常故事中诗意的扑面而来。《考工记》的故事既是日常的、普通的,但又有一种要超越日常、超越普通的格局,这体现在故事本身的高度凝练。首先,书中六个章节基本对应了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千禧年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主人公陈书玉在每一次历史浪潮席卷而来时,都选择固守在上海的老宅里,即使短暂出逃又最终折返,仿佛是一件岿然不动的器物在默默经历着时间的考验,宏大的历史叙事被高度凝练成一个人和一座宅子的命运,使文本产生了更大的张力。此外,书中的几位重要人物也被塑造得个性鲜明,代表大时代下不同群体的命运轨迹。出身律师世家的奚子为革命工作,最终在组织内一步步升迁,尽管“文革”中也经历波折,但最终挺了过来,在组织里站稳了脚;花花公子朱朱年少时招惹女子喜爱,而后在意料之外娶得干练果决的冉氏,冉氏帮他生儿育女,在他锒铛入狱时四处奔走求人,最终一家人破镜重圆,定居香港,安居乐业;开木器行的大虞学了家传的木工,可谓是“一技傍身,吃穿不愁”,本想在上海市的社会夹缝中生存,却因不留神的赃物而被抄家,快要订婚的谭小姐也不知所踪,最终他去到江的另一边,寻觅远离硝烟的远郊处,另行娶妻生子,安详地寿终正寝;而主人公陈书玉选择留在上海做一名数学老师,一直守着自家的老宅,与它共同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修缮和改造,终致人屋一体,互为写照。“四小开”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交错在一起,代表着不同群体、不同人生选择背后的生活情态,形成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格局和面貌。故事本身的高度凝练,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思考和体悟,让不同人生阅历、不同性格的读者都能在某个人物身上找到共鸣,从而感受到故事本身的诗意扑面袭来。

三是语言本身的诗意生成。虽然这部作品讲述的是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人生碎片,一地鸡毛,但这是我读到的王安忆小说里面语言最好的一部。王安忆曾在采访中表示:“《长恨歌》写于1994年,距《考工记》写成的2018年整整相隔24年时间,无论叙事还是语言,都有很大的变化。倘若24年前写《考工记》,篇幅一定不会在15万字结束,《长恨歌》在今天写,也不会写到27万字。然而,换一换的话,当年不会写《考工记》,现在也不会写《长恨歌》,这就叫机缘吧。写《长恨歌》的时候,文字追求旖丽繁复,所以才能写‘弄堂’‘流言’等等那么多字,还不进入故事,之后文字不断精简,精简到《考工记》,恨不能一个字当一句话用,弃‘文’归‘朴’,对汉语言的认识在加深……”这种“弃文归朴”的过程也是语言诗意生成的过程。小说里面充满了诗的语言,而且这些诗的语言就附着在那些日常的叙述之中。相对古体诗词而言,现代新诗没有韵律,没有格式,好在哪里?好就好在它的随心所欲,它的漫不经心,它无意中甩出的那一朵云彩。《考工记》里有许多非常普通、非常日常、非常简单的话语,但是一旦搁在那里,就充满了韵味,让人提神,回味不已。小说的扉页上写着:“他这一生,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坏。”这是读者和小说劈面相逢的第一句话,仅仅是这一句话,就让读者产生了“他是谁?他遇到了谁?”的疑问,何谓纯良?何谓变坏?本身又指向了一个善恶之辨的终极命题。一句话引发的联想空间如此之大,蕴含的思考如此深刻,不正是诗意的体现吗?这种引人深思的、饱含哲理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皆是。1944年末,陈书玉辗转回到上海南市的老宅,整座宅子只剩他一人,夜晚“更声敲响,不知梦里还是醒里,过去还是将来,他乡还是故乡,再有,那打更的人,是原先的一个,或者另一个?”这是关于时间的神秘力量的思索;20世纪50年代,陈书玉再次审视这座老宅,认为“这宅子实在太老了,里面的人,一出生,就是个故旧”,这是关于空间与人的关系的感慨;接到冉太太寄来的包裹时,陈书玉不禁在心里默念着“人啊,不动念头还好,动了念头再要消除,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关于“起心动念”的人性的反思……总之,《考工记》的语言本身就体现着思想,体现着人生社会与时代历史的积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作品中找不到整段的具有高度理性或浪漫抒情的地方,一切都溶解在质朴的字里行间。这让我想起当年唐弢先生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论鲁迅小说思想意义》,随后他又一直想再写一篇关于鲁迅小说艺术特色的文章,但终究没能写出来。后来唐弢先生突然大悟,原来关于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都已经包含在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里面了。这恰恰说明,真正优秀的、伟大的作家,从不故意炫耀所谓的写作技巧,盲目堆砌辞藻章句,而是能够自然地将深沉的人生思索融入创作的语言当中,使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浑然一体。鲁迅如此,王安忆亦然。

最近王安忆在浙江大学开展系列讲课中讲到英国推理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说到她很喜欢克里斯蒂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推理小说本来充满了惊险和新奇,但在克里斯蒂那里,这些东西都处理在日常生活里面了,所以既充满了悬念,又合情合理。不过我们想强调,克里斯蒂在日常描写的笔下却充满了诗意的语言,比如《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也好,改编的电影也好,结尾都充满了诗意。电影的结尾,大侦探波洛借用莫里哀的话作为结尾:“这个世界上,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人爱她!”小说中克里斯蒂面对无情厮杀后留下的一具具尸体说道:“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多么耐人寻味的话语!这种语言的诗意或许也是王安忆和克里斯蒂一种遥远的呼应。

《考工记》与王安忆新的写作姿态

从《考工记》这部作品的气质和风格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王安忆写作姿态的调整和转向。我们认为,这种姿态是支撑她不断超越自己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作家要为读者写作,但是不仅是为读者写作,更重要的首先是为自己而写作,为自己如何能写得更好而写作!这是作家对写作方式的坚持,更是对生存方式的坚守。

首先,独立意识更加强化。最近在浙江杭州举办的“与王安忆谈《考工记》”研讨会上,王安忆解答了评论家、读者集中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书中描写了主人公陈书玉从青年到老年的一生,却没有写到他的爱情、婚姻、家庭,甚至都没有写到性,这是为什么?这怎么可以?陈书玉是与世隔绝的真空的人吗?王安忆如此回答:“我无法为陈书玉找到一个配偶,从那样一段历史中走来的人,找不到可以安置自己爱情的地方。”王安忆说,在时代夹缝中生存的人,不少都是不婚的,她接触过的一些朋友便是如此。!1因为当时时代变革带来的不安大大超过了人的欲望。其实,这代表的正是王安忆的一种写作姿态和观念,那就是读者往往从社会的普遍现象思考问题,作家往往从看到的具体现象创作小说,从王安忆的回答里,我们看到她创作的独立意识更加强化。当然,从不迎合读者是王安忆一贯的写作态度,但《考工记》似乎是一个宣言,更加明确地昭示了作者与读者的不同,以及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各自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另外,创作心态更加从容。我们觉得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好作家,就应该完全沉浸在自己个人的话语世界,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旁若无人,别无二心。自己说的故事与别人无关,不要总是想着读者会有什么感受,也不要顾及社会有什么反应,更不必要总是惦记着时代的召唤。你自己的故事讲顺了、讲好了、讲巧了,读者、社会、时代都会喜欢的。我们认为想着读者写作一定是写不出好的作品的,当然想着获奖的写作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一点上,王安忆的作品,特别像我们喜欢的另外一位女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的风格。与其说爱丽丝·门罗是沉浸在自己的小说世界,不如说她是沉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门罗获奖的那一天,人们好不容易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找到她,把她获得“诺奖”的消息告诉她,她正在睡觉,她的反应是,获奖了,那好,我再睡一会儿!这样的人才能写出真正的日常生活,才能把日常生活变成最好的艺术。这样的人才能获奖,这是经典作家应有的心态,是经典作品必备的素质。在王安忆作品里,我们感受到了这样一份从容,所以我们很欣赏她不止一次讲过的一句话:“我不是上海文化的代言人。”笔者之一在北师大做过将近15年的北京文化研究院的院长,一直研究北京文化、上海文化(也算半个上海人),以及京海文化比较、中日文化、中俄文化、中美文化的比较等,深知地域文化的复杂。一个作家写哪儿就是哪儿的代言人吗?托尔斯泰代言哪里?鲁迅代言哪里?王安忆不做上海文化代言人,从而获得一种更加宽容与从容的心态,这也更加促使她形成了自己不紧不慢、随机而动的风格。

最后,更加显现出一种稳健气质。王安忆的作品,包括《考工记》,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人间烟火很重,情感很真切,风格很平易,虽然我非常喜欢,但真正有多少读者喜欢,又有多少读者读过,都不太好说。不过这真的不重要,我们不同意读者是上帝的说法。据准确统计,全世界70%的人都不知道爱丽丝·门罗的名字,也没有读过她的作品,她照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九叶诗人辛笛讲过,他的诗,宁愿一个读者读1000遍,也不愿意1000个读者只读一遍。笔者之一前两年与曹文轩老师在一次世界读书日时同台讲座,所讲的题目叫《不读而还是经典的》(这也是发表在《文艺报》上的一篇通栏标题的文章),就是说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跟读者无关(或者讲不是由读者决定的)!这些年许多读者被惯坏了,你喜欢的、你读过的就是经典,你不喜欢、你没读过的就不是经典,你是谁呀?!你不读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就不是经典了吗?你不读鲁迅,鲁迅就不是经典了吗?同样,你不读王安忆,王安忆就不是经典了吗?从《长恨歌》到《考工记》,从古典到现代,从传统到时尚,从北京到上海,历史的延续,时空的跨越,构成了王安忆超越文本的巨大张力。王安忆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一种稳健的姿态,在稳健中又显现出自我的探索与转变。我们认为,一个作家不断地突破自己、超越自己是很宝贵的,但一个作家能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保持一种稳健的气质或许是更宝贵也更困难的!《考工记》对于王安忆的创作生涯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断在奠定、确立和延续王安忆的创作风格,尽管这种风格已经呈现出某种重要的变化,甚至已经在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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